内容提要 巴达野生大茶树、邦崴古茶树、南糯山茶王树，是茶叶起源于云南西双版纳和思茅的实物证据。最早栽培驯化茶树的是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的先民古代濮人。“武侯遗种”虽不是历史事实，但是其传说和祭祀茶王树的传统，完全可以理解。普洱茶原产于六大茶山，这里是普洱茶之乡。六大茶山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文化最丰富的天然茶叶博物馆。“茶马古道”这个概念显然无法涵盖普洱茶运输的三条主要的道路，也不能涵盖普洱茶文化中的中外交流的丰富内容。我们是否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名称——“普洱茶之路”，以便我们在更广阔的范围研究普洱茶文化，在研究普洱茶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之外，扩大研究普洱茶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在研究普洱茶与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外，扩大研究普洱茶与国际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古茶树 普洱茶之乡 普洱茶之路 世界茶叶博物馆

近年来品评普洱茶的热潮方兴未艾，进而掀起了普洱茶文化研究的新浪潮。普洱茶的医疗保健功用的深入研究与广泛认识，为普洱茶的销售拓展了广阔的市场；普洱茶市场发展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又为普洱茶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推波助澜。

最早写文章介绍普洱茶的是先师方国瑜教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报刊上写了短文《普洱茶》,第一次简明扼要介绍了普洱茶的历史[①]。八十年代初，方先生指导我在他的文章的基础上，写成《普洱茶史话》发表于《民族文化》1980年第一期。

1993年4月4日至11日，当时任思茅地委书记的李师程先生倡议，由思茅地区（今思茅市）主办“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181位学者出席会议。这次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76篇。出席会议的专家，就普洱茶历史与文化、普洱茶的传播、普洱茶商道、普洱茶树资源与古茶树研究、普洱茶的分类学、普洱茶栽培学、普洱茶制作技术、普洱茶保健功能等问题展开广泛研讨。会后本次会议的秘书长黄桂樞先生主编《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一书[②]。从向大会提交的76篇文论中选编42篇论文。这是第一次研讨普洱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总结了普洱茶研究的学术成果，提出了普洱茶研究的新思路、新观念，对于推动普洱茶的研究，对于普洱茶文化的探讨与传扬，对于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十多年来，普洱茶研究，尤其是普洱茶文化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普洱茶的专著和发表的文章真是令人应接不暇。仅2004年就出版了好几种讨论、介绍普洱茶的著作[③]。

在广泛汲取近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教正。

古茶树与普洱茶

1952年在西双版纳佛海茶叶试验站[④]在勐海县南糯山深箐中间发现三株野生大茶树，有一棵已枯死，科学工作者锯其干，从年轮推断，已有八百多年的树龄。当地僾伲人把它称为“茶王树”，说是五十五代前的祖先种植的[⑤]。南糯山茶王树被科学工作者确定为栽培型茶树。1961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张顺高先生在勐海县巴达公社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九棵更高大、更古老的茶树。其中一棵高32.12米，胸径1.03米，据科学工作者估计，树龄在1700年以上[⑥]。巴达大茶树被专家确定为野生茶树。1991年3月，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思茅地区茶叶学会理事长何仕华先生等，在澜沧县富东乡邦崴村新寨发现了一棵大茶树[⑦]。经组织专家考察论证，认为邦崴大茶树的树龄在千年以上，介于野生与栽培之间，原始与进化之间的过渡型茶树。定名为“邦崴古茶树”，肯定它是与“南糯茶王树”、“巴达茶王树”并列的世界三大古茶树之一。而且巴达大茶树、邦崴古茶树、南糯茶王树形成从野生性、过渡性到栽培型的完整系列，这三棵古茶树的发现，证明茶树起源与驯化栽培在地理上同源，对茶树起源，茶树资源学、茶树驯化生物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均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⑧]。

三大古茶树的发现，为茶叶起源地提供了活生生的实物证据。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在一千年前，西双版纳与思茅地区就已经利用和种植茶叶。这里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区。古代濮人是今天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所以，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的先民对于茶树的利用与栽培做出了重大贡献。哈尼族（僾尼）居住在思茅和西双版纳的山区和半山区，他们何时迁到这里文献无征，依据哈尼族的传说，他们在这里生活、生产也有千年之久。他们世代与茶相伴，茶叶与他们的生活、生产紧密关联。

澜沧县芒景的布朗族传说，茶种是名叫“艾愣”的祖先给人类留下的，他不仅是“阿佤”(芒景布朗族的自称)的英雄祖先，也是人类茶叶的发明者，给茶起的名字“腊”，意为绿叶。据说：“茶祖”艾楞临死前还对儿孙们道言：到他死后，留下金银怕你们用完；留下牛马，怕会死亡；留下茶叶，让子孙后代取不完用不尽。布朗族把茶当作祖先留下的“永恒财富”，分外珍惜，备加爱护、世代相传。

德昂族也是以茶为祖先。他们认为茶是德昂的始祖，德昂人是茶的子孙。他们认为人类祖先产生于茶树，原来茶树愿意到大地上生长，于是万能之神达然，让风神吹落了她的102

片叶子。于是，单数变成了51个精明的小伙子，双数成了51个美丽的姑娘，这51对年青人在茶神的指引下，组建家庭繁衍后代。
德昂族认为茶不仅生育了人，还创造了日月星辰。茶是万物之灵。现在，居住在缅甸的德昂人以蓝、黄、绿三色作为自己民族的旗帜和徽记。蓝色代表蓝天，黄色代表南传上座部佛教，绿色象征自己的祖先——茶。在德昂族地区几乎所有的木雕佛像，都是用上百年的老茶树主干雕刻而成。这不仅是因为茶树木质坚硬，便于雕刻，打磨光滑度高，不易开裂破损，散发着茶的清香，是雕刻佛像不可多得的好材料，更主要的是茶是德昂人崇奉的始祖。崇拜茶树，就是崇拜祖先。用茶树雕刻佛像，就把德昂族对祖先的崇拜与对佛的顶礼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德昂族的地方就有茶，德昂人每迁居到一个新地方，第一件事就是种上茶树。茶是祖先，茶是神灵，茶是生命，茶是魂魄。在德昂族中对茶的尊崇与膜拜，深入到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之中，几乎无处不在。

佤族的巫语有“你喝了茶叶水，你见到了鬼魂”。茶树就是鬼魂，就是祖先。佤族对茶的崇奉、敬仰、膜拜与布朗族、德昂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古代濮人的后裔，德昂族、布朗族、佤族对茶的共同崇拜，说明古代濮人早就利用茶叶，并将茶树从野生驯化为人工种植繁衍的茶树。

从古茶树发现的地区，从古茶树所在地区的古代居民——濮人，从濮人后裔德昂族、布朗族、佤族把茶奉为自己的祖先，虔诚地崇拜，他们至今保持的爱茶、敬茶、护茶、种茶、制茶、饮茶、售茶等生产、生活的方式与文化传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居住在今天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的古代濮人，和他们的后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利用茶叶、并将茶树从野生驯化为人工种植、繁衍的茶树。

邓时海先生在他的大作《普洱茶》的“史话篇”中引用《华阳国志·巴志》的记录。“断定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云南的濮族人已经生产茶叶了。”邓先生的论断看似有道理，但细细推敲，还是难于令人信服。

邓先生所引《华阳国志·巴志》原文是：“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⑨]。这段话，是讲周武王伐纣时，得到巴蜀之师的支持与援助，这件事《尚书》也有记录。不仅与茶叶毫无关系，而且根本就没有说到濮人以茶进贡的事。

《华阳国志·巴志》的下一段话是：“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⑩]。稍有点历史常识和古文知识的人，就会发现这段话，是讲“巴”的地理范围，进而说把“巴”地的物产，这些物产都要向朝廷纳贡。这里所说的“茶”明明白白是“巴”地所产的茶，与云南毫无关系。而且这段话所说的时间当是汉晋时期，而不是商周时期。

邓时海先生用两个删节符号，把两段话连在一起，“断定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云南的濮人已生产茶叶了”[11]。这样的论证不能说是严谨求实的，这样的结论也不能说是科学的。但是，邓先生的这个“断定”被不少谈论普洱茶的人津津乐道，为不少论著引用。我们希望普洱茶有悠久长远的历史，但是这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而不能用歪曲史料的办法，牵强附会地说三千年前云南濮人已经生产茶叶，并向朝廷进贡了。这对我们宣传普洱茶，深入研究普洱茶文化，应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周红杰副教授在其所著的《云南普洱茶》中说，“据罗平、师宗县志考证，早在2100多年前，罗平、师宗一带已进行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栽培。另据傣文记载，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云南已有茶树栽培”[12]。其实，周红杰副教授依据的罗平、师宗县志、傣文记载也是不可靠的。

至今为止，关于茶叶起源于云南，起源于云南思茅、西双版纳最有力、最确凿的证据还是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巴达野生大茶树、邦崴古茶树、南糯山茶王树。